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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首:从贫困县到国家高新区的探索之路

发布日期:2018-12-03来源:中国经济周刊阅读:字体大小:[ 大 ] [ 小 ]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 记者 郭芳|北京报道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年轻的博士市长何逢阳一直在寻找从政的意义。

带领80万人口的贫困县级市界首摆脱贫困,这一定是意义之一,但他认为还远远不够,如何实现持久的繁荣和振兴,这或是作为主政者更长远的命题。

不过,在不太长的时间里,界首从一个布满了沉疴旧疾的贫困县起步,探索出欠发达地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路径,堪称县域经济发展的样本。

曾经的“小上海”沦为贫困县

界首是豫皖边界的一个县级市。抗战时期,由于交通闭塞,未受日军侵犯,上海、南京等城市商人纷纷迁往界首,一时之间,界首商贾云集,繁荣兴旺,故而有“小上海”之美誉。

解放初期,这个地方有烟厂、酒厂、电厂、造船厂、造币厂等等,工商业颇为发达。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沙河特曲、奇安特、北大富硒康等工业产品享誉全国,一时有“南有宁国,北有界首”之称。最辉煌时期,连续4年进入安徽省十强县。(本文刊发于《中国经济周刊》2018年第47期)

但在90 年代后期,由于国企改制失败、发展思路混乱等原因,界首经济发展呈现断崖式下滑。1998—2004 年,界首GDP 年均增速3.2%,同期,全国、安徽省GDP 年均增速8.77%、9.56%。2004 年,界首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仅2.1 亿元,工业税收不到1700 万元,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为4.24 亿元,62 家国有企业几乎全部濒临破产,界首发展进入最低谷,“界首之痛”是那个阶段界首人最深刻的记忆。

“1998年,界首的主要经济指标还在全省县域排第七,到了2004年,全部排在全省倒数。”界首市市长何逢阳接受《中国经济周刊》采访时说,“那些年,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,因为没钱交电话费,办公室的电话都打不通了,市长、副市长出差需要驾驶员垫付差旅费,家里没点钱的人都当不了驾驶员。整个经济滑到了谷底,政府已经无法正常运转。”

2012年4月,界首市被确定为省级贫困县,2014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.9732 万户6.41 万人,贫困村45 个,当年贫困发生率为9.73%。

十强县彻底沦为贫困县。

何逢阳回忆起2013年调往界首时的情形说:“一下高速进入界首,整个城市破烂不堪,没有一个公园,没有一条标准化的市政道路,没有一个像样的宾馆和酒店,甚至没有一样能拿得出手的东西。”何逢阳说,所有来看他的师友,都为他感到担忧。

“他们都觉得这个地方发展经济很难,因为它几乎没有什么特殊有利的条件,没有区位优势、政策优势,人多地少,资源匮乏。”在何逢阳的师友们看来,这个地方的经济用“一穷二白”都不足以形容。“因为‘一穷二白’还好一点,没有负担。而当时的界首背负着一大堆历史旧账,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。”

刚当市长的头几个月,何逢阳每天进出政府大门,前呼后拥的都是乌泱乌泱的上访人员。

怎么办呢?

重返安徽省十强

界首市委、市政府确定的突破口还是在工业。

作为历史上的工业重镇,“界首的一些企业尽管倒闭了,但做企业的这些人还在,内化到人心的产业基因还在,发展经济需要顺势而为。”

但在曾任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的何逢阳看来,当时的界首工业园区太土了,产业都比较低端。于是先更名为界首经济开发区,同时,界首市委、市政府提出要转型升级。

“观念的转变是最主要的,思路一开,天地就宽了。”何逢阳发现,多年的低迷之后,那里的干部和企业都有干事创业的冲劲,“他们有想法,我们当然要支持。”

“那时候,天天观察,谁愿意干事我们就支持谁。你一定要相信这80万人的力量,如果他们想干事,这个力量是阻挡不住的。”何逢阳说。

其中,科技局的干部干劲特别足。于是,市委、市政府就决定全力支持科技局长抓科技创新以促转型升级。

界首给出的政策是:第一,科技创新奖励资金不受预算约束,上不封顶。第二,科技创新奖励不与产值税收贡献挂钩,不论产值,不论税收,只要搞科技创新就支持。

政府方面信守承诺,及时兑现企业科技创新的奖励资金。2015—2018 年,界首的科技创新奖励资金从270 万元上升到2014 万元。

“这么一来,科技局就越干越有劲,企业越干越刹不住车。”

在短短的4年内,成效颇为显著。界首市获得安徽省的科技进步奖由1项增至8项,高新技术企业由16家增至76家,实现井喷式增长;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 的比重由1.56%增至2.4%,超过全国平均水平,位居皖北县市第一;院士工作站由0增至8 家,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达3 家,省级博士后工作站6 家,为全省县域之最;被授予国家级试点示范20多项,领跑全省;进入科技部确定的首批国家创新型县(市)建设名单,即将成为全国唯一成功创建国家高新区的贫困县。

同步增长的是界首的经济。从2015年至2017年,界首GDP增速连续3年位居安徽省全省第一。预计2018年规上工业增加值170 亿元,工业税收21亿元,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80亿元,与2004年相比,14年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约80倍,工业税收增长了约123倍,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约42倍。

界首的工业经济总量重返安徽全省十强、位居第八,跻身全省制造业发展综合十强县(市)第五位、增长十快县(市)第二位。

发展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。

“刚开始的时候,有关方面也不相信甚至担心说,是不是因为想要政绩,数据注水了?为此,省直有关部门还专门派人到界首去做深入调研,调研之后,怀疑便打消了。”何逢阳说,“一个地方发展好不好,看人的精神状态就能看出来,如果企业的老板们都很焦虑、满腹牢骚,干部们除了吃吃喝喝啥也不会,一张嘴全是外行话,说经济发展快那一定是假的。而界首的那些乡镇干部们聊业务,聊规划、项目、预算和政策,已经非常专业了。”

贫困县创建国家高新区的现实路径

何逢阳始终认为,高质量发展才能稳定脱贫摘帽。

但他坦承,作为贫困县,界首创建国家高新区面临诸多困境:缺科技创新资源、缺重大产业基础、缺科技人才优势、缺科技金融支撑。“但就是在‘四缺’的情况下,界首却取得了创新驱动发展的良好成绩,探索出欠发达地区创建国家高新区的现实路径,实现了高质量的稳定脱贫和发展。”

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,界首的主政者们发现,县域科技创新存在的最核心的问题是,创新空间不足、创新主体不足、创新周期太长和创新机制不完善。

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:第一,全域创新,旨在解决创新空间不足的问题;第二,全员创新,旨在解决创新主体不足的问题;第三,愉快创新,旨在解决创新周期太长、容易放弃的问题;第四,不给创新创业者设置障碍,旨在解决科技创新之路上的制度障碍和藩篱。

“如果一个企业为了一个小政策的申报得跑半天,不可能搞创新。”何逢阳颇为感慨地说,“千万不要高估政府的作用,尤其在科技创新这个问题上,很多地方抓坏了,就是因为政府太强势了。”

界首市要求职能部门服务企业必须奉行这样一个原则:企业需要的时候,立马出现;企业不需要的时候,远在天边,别打扰。

“企业服务必须是以企业为中心,而不是以政府为中心。”何逢阳说,在界首,企业负责人想找书记、市长反映情况,从来不去办公室,“都是我们去企业,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这么做的。”

他觉得,这几年的探索,颇有成效。

“我们一直在探索脱贫攻坚当中高质量、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和措施。”他认为,界首已经逐步在欠发达地区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,实现了科技创新对脱贫攻坚的有力支撑和带动。

“当然,我们不能为创新而创新。”界首市的态度颇为务实,“我们旗帜鲜明地讲,对企业的评价不以创新论英雄,欠发达地区什么样的企业都要有,高端要有,相对低端的也要有。”

毕竟,解决数十万人口的就业是现实问题。

80万人的诉求

界首的贫困发生率在过去4年内已从9.73%降至0.91%,预计2018年底顺利摘帽。

带领80万人口的贫困县脱贫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“80万人都有各自的诉求,你不能不回应。” 何逢阳说。

每个月再忙,他都会选两天时间,自己带着生活用品,到农村贫困户家里住两天,然后在这个村里去走访,而且不能作事先安排。这几年来一直这么做。这也是界首干部们的惯例。

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任务。“几年时间,在解决遗留问题上的支出,不低于10亿。很多人不理解,这10亿元,多修几条路不好吗? 为什么要用来解决遗留问题呢?”何逢阳认为,“人民政府从来只有一个,无论谁来当市长,只是法人代表不同而已,但法人没变,这个问题必须搞明白。”

几年下来,他明显地感觉到了界首老百姓的变化。“政府门口乌泱乌泱的上访人员基本没有了。上访没问题,能解决的给解决,不能解决的给解释,我们之间不是对抗关系。”何逢阳手机里存了上千老百姓的联系方式,“我每天走路上下班,他们可以随时找到我反映问题,我们的关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”

一位老上访户给他送了件衣服,他心里特别高兴,到北京来出差还穿着。

这位年轻的博士市长,在县域治理的探索中不断思考,他也真正想明白了从政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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